《野草》2019年第2期|谢志强:胡杨树上的信箱

可贵的肚子

上海青年石可贵能干活,饭量大。他长着一个娃娃脸,皮肤白嫩。沙漠地带的阳光毒辣,至多晒得他脸发红,反倒英俊,像个秋天的红苹果。

石可贵控制不住肚子,一个月的饭票,往往半个月就吃掉了。他采用两种方式对待没有饭票的日子。一是借。主要是向连队的姑娘借,这如同滚雪球,越借越多,按职工们的说法,他借饭票,只向异性借,千年不赖,万年不还。怎么还得起?二是帮,他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定额,就去帮别人干活,主要援助对象是老职工的女儿。他有自知之明,同来的上海女青年不待见他。他帮姑娘完成劳动定额,投入的力气就抵消了借的饭票,姑娘常常还额外地援助他饭票。

石可贵谈过两次恋爱,对象都是老职工的女儿。他拍拍微隆的肚子,总结道: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他还现身说法:食物能改变心灵。

第一个对象叫周远芳。石可贵帮她挖过渠,她也援助过他饭票,他清楚,那仅仅是停留在出力气给回报的阶段,毕竟是连队的活儿。他时常看见周远芳家的烟囱冒出的炊烟,同时闻到门前高粱杆棚里飘溢出的香味,那就是家——自己开伙,用不着去吃食堂里千篇一律的饭菜。

石可贵终于抓了个机会,进入周远芳的家。周远芳仅透了个口风,要挖个菜窖。双职工差不多都有贮存过冬的蔬菜的地窖。大礼拜天开工,石可贵听取了周远芳的父亲的想法,然后说,你们都去休息,中午来验收。其间,周远芳和母亲来送茶水、毛巾。他说:你们在,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。

屋背后的窗前,一个方形坑挖好了,他闻到了熟悉的香味,其中还有羊肉的气味,他知道,今天可以理所当然,冠冕堂皇地进入这个家了。

还有酒。和周远芳的父亲对饮,对方起先还动员他:来,来,吃,吃,别客气,你辛苦了。不知不觉,筷子就自行频繁夹菜。周远芳的母亲端上菜的同时,还不断地鼓励他,从上海到这么远的地方,不要作客,就当是自己的家。

石可贵也顾忌不到观察他的对方母亲的目光,他确实感觉坐在了自己家里一样。嘴巴如同敞开的仓库的门,不停地往里边放食物。

完工的菜窖,受到周远芳一家人的称赞。三天后,石可贵向周远芳正式示爱,确定双方的恋爱关系。

其实,周远芳早已生出了爱意。不过,周远芳说:我知道你的意思,我的事儿,我娘作主。

他说:丈母娘看女婿,越看越喜欢,是不是?

她说:太能吃,也发愁,我们全家,粮食定量合起来,也供不起你的肚子。

他说:我吃的时候,是积极响应你爸你妈的号召的呀。

第二个对象叫刘娟。她身体单薄,所以,高中毕业后,父亲要求把她分配到同一个连队。她还有个弟弟,念初中。同一个模式:拿力气交换饭票。但不同的是,他要她休息,看他干活。表演挥舞坎土曼、铁锹或镰刀,不同的活儿使唤不同的工具。她羡慕,劳动工具到了他手里,动作那么优美那么轻松,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节目,很可能汲取了他的劳动情境。

有一天,刘娟邀请他去她家吃晚饭。宰了一只母鸡。石可贵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,预先就给自己定了个基调:注意吃相。还打算到时候装出饱的样子。

当刘娟的父亲给他的杯里斟酒,他只是咪一口。刘娟的母亲说:上海人真文雅。刘娟的父亲是个老兵,好像终于有了个酒伴,说:这可不像你,来,干。

石可贵像是征求意见,看看刘娟,瞅瞅其母,他怀疑这是一种考察。

刘娟说:我娘在烧葱烤鲫鱼,你来看一看正不正宗?

进了门前高粱杆棚,他还没对锅里的鱼发表看法,刘娟说:猪鼻子插大葱,装什么象,你要陪好我爹这顿酒。

他说:那我可敞开肚子了,我担心你娘对我的吃相有意见。

刘娟说:我们家,我爹说了算。

石可贵没料到刘娟的父亲酒量那么好。他感觉肚子空前的充实,他甚至打了个饱嗝,那是酒足饭饱的标志。不过,他立即用手掩住嘴。

刘娟笑了。

其父是分管后勤的副连长。据说,战争年代一直当“伙头军”——炊事班长。他问:今后有什么打算?

石可贵疑惑地瞧瞧刘娟的表情。

刘娟喷出一个笑,说:我爹问你,有什么理想?

石可贵脱口说:当炊事员。

刘娟说:你就这一点出息?

刘副连长说:怎么没出息?民以食为天嘛,我就干过炊事员。

有酒垫底,石可贵口无遮拦,说:当炊事员有一条特别好,管饱肚子。

母女两笑得弯了腰。

刘副连长拍了一下桌子,像拍板,说:革命队伍,分工不同。

不出半个月,石可贵从大田调入了食堂,理由是连队有许多上海青年,要照顾到“南方”的口味。其实,石可贵只会吃,不会烧,私下里他开始搜集“南方”的菜谱。

石可贵探刘娟的底:为什么你爹能认可我?

刘娟引用其母的话:上海人肚子里做文章,猜不透,石可贵不一样,性格直爽,一顿饭就能看出一个人。又引用其父的话:能吃,能干,干一行,爱一行,可贵。

沙漠之夜

上海青年郑传音和老伴坐在上海二十多平米的寓所里,仿佛新疆沙漠边缘的农场带回一头冬雪,却融化不了。郑传音说:要不是当了农场的邮递员,我和老伴怎么会走到一起?

小时候,郑传音在上海的一所小学念书,单是作文,小学到初中,就写过好多篇《我的理想》。他换了好多个理想,那些理想就像上海的广场节日庆典放气球,也似进了新疆看农场职工的孩子放信鸽。可是,从没想过当“邮差”。

1964年,郑传音乘着西去的列车到了新疆,在农场的连队待了半年,有一天,他接到团部的调令,到团部邮政局报到。他心里不乐意。

当时,团部邮政局张局长,既是“官”也是“兵”。张局长在战争年代干过通讯员。后来郑传音听说,垦荒时期,师部派他到荒原建一个邮政局,他离开家十多天,想给妻子捎个信,身为首任邮政局局长,却寄不出家书。

张局长看中郑传音,其实是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。曾经物色过三个上海青年,都没选中。上海青年的花名册里,张局长的目光停留在郑传音上。信,不就是传家音吗?

张局长了解到郑传音的反应,说:思想不开窍,事情也干不好。

郑传音到邮政局报到,还没好意思就坐,张局长说:跟我来。

团部办公房前边有一条宽阔的土路,房和路形成“T”形,邮政局在“T”字母的一竖顶端的路边。郑传音以为张局长带领他去团部办理调动手续,却走进了走廊东首的一间办公室:团部广播站播音室。郑传音想到在连队的喇叭里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呀。难道根据他的情绪要给他换个岗位?

张局长说:小赵,昨天我选的那个唱片,现在放给我们听一听。

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赵说:你还没听够呀。

张局长要郑传音坐在唱机旁边,好像端上一盘菜一样。

郑传音第一次听那首歌曲。听完,他的目光还在唱机上。

张局长问:好不好听?

郑传音说:很好听。

张局长问:这支歌叫啥名字?

郑传音已看见唱片上的歌曲名字,说:《草原之夜》。

张局长说: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导演跟我们自己的作曲家的合作,歌曲很美,现实很苦,当年垦荒者,睡露天,其中有我的战友,同一个村庄一起出来参军的伙伴,他也在那里垦荒,说是绿色原野,其实是戈壁荒滩,跟我们农场的过去差不多。

郑传音想到,张局长在进行“革命传统”教育吧。

张局长哼起了《草原之夜》:……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……

小赵笑了,说:烟嗓子。

张局长说了声“谢谢小赵”,转身出门。郑传音跟随他回邮政局。

邮政局就一辆自行车。以往,远的连队,打个电话,连队有人来团部办事,顺便会来取邮件:主要是信。信也很少。不过,上海青年来了,信件、邮包、电报一下子多起来了。团首长要求及时送信。

张局长说: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,你一来,信就像雪片一样来了。

郑传音说:不是我,是上海青年,哦,也包括我。

郑传音第一次下连队送信,机耕路的泡土淹过了钢圈,一路像在燃烧——车轮卷起干燥的尘土。接近连队,远远地有人喊:信来啦!信来啦!

车没刹稳,郑传音已被包围了。无数只手升起,无数个嘴张开:有我的信吗?有我的信吗?

有笑容,有失望,有呼喊,有哭泣。郑传音的出现,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。重演了数次,他发现了她,静静地等候在圈外,似乎不敢问——每一次都没有她的信,她关注着别人手上的信。喧闹之后,她又悄悄离开。分完了信,他发现她不在了。他也打听出她的名字。有时,他真想写一封信,冒充她在上海的家人,只是,他不知她家庭的底细,模仿家书,笔迹、语气造不出来。他仅仅知道她的家庭出身不好——成份有点高。恨不得自己变成她期盼的信。

终于有一天傍晚,郑传音分拣城里送来的信件,他眼一亮,因为收信人那一栏,真真切切写着她的姓名,还有她所在的连队。而且,那个连队只有她一个人的信。他想象她从他手里接到信,笑容会像花一样绽开。

趁着夜色,郑传音骑着自行车前往五公里外的她所在的连队。他想给她一个突然的惊喜,就忍不住唱《草原之夜》。“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”,像唱片卡在纹路上,他重复了几次,像唱针终于跳过一样,然后,他将那句歌词的否定改为肯定。

车轮在泡土里钻。车龙头一歪,连车带人,淹在泡土里,他爬起,又拍又抖。信在衣兜里。

连队的土坯房,地窝子,像一片沙丘,跟相邻的沙漠里的沙丘混为一体。大概一天的劳累,只剩下几个亮点——她那宿舍的窗户还亮着。

郑传音支起车子,整理了制装,叩了三下门,然后喊了她的名字:你的信来了。

有过送加急电报的情况,也有送团部的紧急通知,一般由连队的人去取或团部派人快马送。加急电报,一定家中出事了。夜晚送信,恐怕家人“病危”。

先是灯光铺出门,再是她跟着光出来。是月光照,还是脸色,总之,她的脸色煞白——没有血色。

郑传音说:晚上闲了没事,只当是第一次看看沙漠的夜景。

血重新回流到她的脸上,害羞似地红了。如同水流进一片枯败的胡杨树。那是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书,母亲执笔,父亲口述。后来,郑传音和她恋爱,结婚。她告诉他,父亲过去写得一手好字,只是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后,一拿起笔,手就颤抖。

胡杨树上的信箱

上海青年丁亮路过果园时,太阳刚刚沉入沙漠西边的地平线,突然,冠若绿伞的胡杨树背后窜出一条黑狗。黑狗像是从黑夜里出来,染了一身黑,冲着他不停狂吠。

丁亮的腿发抖。他瞅着逃跑的路。

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响过来,仿佛花儿在笑。一个姑娘已跳到他前边,说:不许动,你一跑,黑子就把你当成猎物了。

黑子摇着尾巴,退到姑娘的身边,不叫了。

丁亮像列队一样,做出立正的姿势。

姑娘笑得像花开,说:我故意放黑子出来吓吓你,上海人就是胆子小,不过,你歌唱得好,我每天都能听见。

垦荒队来这里开荒,搭园林队的伙食。丁亮发育迟,饭票经不住吃,一个月的饭票,半个月就消化了。他的眼里,一座座沙丘恍若刚揭笼的苞谷面窝窝头。他还吃不消开荒的体力活儿,垦荒队就叫他唱歌,唱歌也能换些饭票。

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微微隆起的胸前,姑娘还在笑,仿佛她背后的花朵都被她笑得绽开了,雪白的梨花,粉红的桃花。

丁亮的脸一下子红了。他第一次感到,除了肚子的问题,还有什么……他说不清。她的笑,使他想起雪山融化的雪水在果园边的渠里流淌。他说:这里的花开得真好,不怕沙漠。

姑娘说:上海的歌好听。

丁亮说:这是从上海进新疆的路上捡来的歌。

姑娘说:上海人唱的歌好听。

丁亮说:我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么好的嗓子。

第二天开始,丁亮上工收工,有意经过果园前的那棵三人环抱不过来的胡杨树。晚上,垦荒队地窝子前,点上篝火,不用有人叫丁亮,他就主动朝着果园的方向,唱他喜欢的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”“九九艳阳天”之类的歌曲。

星空下,篝火旁,燃烧着红柳的篝火,嗤嗤溜溜,时不时地爆出火星,像萤火虫。丁亮感觉,夜色背后,繁花深处,有一双好看的耳朵在聆听着他的歌声,如花一样张开。

半夜,他饿了,就喝一壶水,肚子咣当咣当响,那水响,他听起来如笑声。

有一天收工,走近那棵胡杨树,丁亮吓了一跳。头顶枝叶喧哗,姑娘似乎是掉下来一样从树上跳下来,站在他面前。

姑娘指指叶冠,丢下一句话:树上有个信箱。

丁亮望着姑娘像一阵风,携着浓缩的夜色一般的黑子,消失在映着晚霞的一片花海里。花像堆积起来一样,一树就是一垛。

晚饭后,趁着夜色,丁亮爬上像岗哨棚一样的胡杨树,再接近树梢的一个枝杈上,有个胖胖的雀巢。里面是两个苞谷面窝窝头,还有纸包着的一叠粗粮票,用橡皮筋扎着。

借着月光,纸上有两行工整、娟秀的钢笔字:我爹有胃病,只能支援粗粮票了,开荒辛苦,吃不饱饭咋行。丁亮想:她怎么知道我不够吃?

那以后,隔半个月,丁亮在胡杨树前遇上姑娘,黑子见了他也摇尾巴了,而且,摇得很起劲,尾巴像个把手,带动着身体,简直像个拨浪鼓。

姑娘总是轻轻丢下一句话:胡杨树上有信。

想一想,鸟巢里的粗粮票,他的饥饿就缓解了。有一次,他做梦,梦见一对布谷鸟下蛋,下了一叠又一叠的饭票,都是细粮票。

果园里的花谢了,结出青青的小果实。一天,垦荒队指导员叫他去,拍一下桌,手起,桌面有一叠橡皮筋扎的饭票,说:你说说,咋回事?

丁亮不够吃,打双份,露了馅。他嘀咕:怎么能随便翻我的床……

指导员说:垦荒队搭园林队的伙食,我们的饭票盖的是垦荒队的章,你的饭票盖的是园林队刘队长的章,老实坦白!还有你唱歌也有问题,咋不唱语录歌?

丁亮说:我又没偷,嘴长在我身上,唱歌解乏。

指导员说:你强词夺理,刘队长可当过侦察兵,你别耍小聪明。

第二天,姑娘来到沙漠边缘的垦荒地,黑子还冲着指导员狂吠几声。姑娘说:指导员,我爹和你曾经是战友,我给你提个意见,你只叫马儿跑得快,又不让马儿吃饱草。

指导员说:你咋知道垦荒队内部情报?丁亮是你的内线?他吃不饱还发牢骚?

姑娘说:指导员,你不调查研究,胡乱批评人,我给丁亮支援的饭票,你管得着嘛?

指导员说:你和丁亮算啥关系?

姑娘说:啥关系?我喜欢听他唱歌,你说说,饿着肚子咋唱?

两天后,丁亮卷起铺盖,被调到十多公里外的一个连队,他不再唱歌了。

丁亮零零碎碎听说,园林队刘队长也注意到家里的饭票少了,也侦察到胡杨树上的信箱,他把鸟巢端掉了。他宠爱女儿,只对垦荒队的指导员说:能吃不能干,地里的活拿不起,唱唱歌能让树开花结果,让土地长出庄稼嘛?

1982年,丁亮返沪前,又来到园林队。果园已废弃,种上了棉花。那棵粗壮的胡杨树仍旧枝繁叶茂,树旁有一座坟墓,是刘队长的。在墓碑上他知道了姑娘的名字。

他听见树上传来鸟叫,抬头隐约望见一个小小的鸟巢,形如倒放的苞谷面窝窝头。

节选自谢志强《胡杨树上的信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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